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回事 洪秀全为什么能在初期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
很多人都不了解 太平天国 框架,接下来跟着歆宜网小编一起欣赏。
太平天国的顶层权力构架,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神奇的存在。
说它是 政教合一 ,但却又存在代天父、天兄传言的 杨秀 清、萧朝贵对宗教领袖 洪秀全 的制约;说它是封建统治,天国却又存在东王杨秀清的“僭主政治”?
那么,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怎么回事?
洪秀全的短暂“统治”(1847-1848)
1847年11月,上帝会创始人额冯云山被抓,整个教会顿时陷入危机之中,到了次年三月,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,安抚会众。
九月,萧朝贵 邯郸学步 于杨秀清,迎天兄耶稣来到人间。
自此之后,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在此之前,洪秀全是宗教领袖和政治元首,是教中唯一可以沟通神的角色。
洪秀全本人并没有多少才能,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在于编写了传教教材,阐述了教义。也正是掌握宗教解释权,所以才能成为宗教领袖。
但要说政治元首,他的贡献就很小了。前期传教的主力是冯云山,造反之后扭转乾坤的是杨秀清,他一路走来,并没有展现出与其领袖身份相符合的能力。
那么,为何他还能在初期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呢?
这就不得不提冯云山。
冯云山是上帝会的实际发动者和组建者,他抛妻弃子、数年之间风尘仆仆、披星戴月往来于山河险阻之间传教,萧朝贵、杨秀清这些天国的实力派,都是他拉入伙的。
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初期,也只是扮演了一个编写宣传资料的存在,他人长期在广东,来广西实际传教屈指可数。
冯云山才是真正意义上早期上帝会的决策者,但这个决策者不居功、不争利,遥奉洪秀全为 教主 ,上承洪秀全的宗教指示和行政决策,传达给各地头目,再由各地首领将上帝会最高指示传达给会众。
洪秀全是冯云山“捧”上位的,倘若冯云山对洪秀全不那么忠诚,完全可以撇开他自己做教主。
这个没有任何实干经验,几乎没参与过上帝会创立与组织的“教主”,更像是一个宗教元首和名誉政治领袖,在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冯云山被抓后,便立即失去了会中实权派的支持,想要侵夺他权力的杨秀清、萧朝贵自然便跳了出来。
萧朝贵的时代(1848-1851)
在杨秀清和萧朝贵开始代天父天兄传言之后,太平天国迎来了一个伪共主时代。
这个时间从1848年九月萧朝贵第一次代天兄传言开始。这一时间段,萧朝贵与杨秀清还需要在教中树立权威,继而进入上帝会的核心领导层。
两人之间或许存在一个有隐藏矛盾的“同盟”,合作染指天国的最高权力。但在天国的权力构架中,表现出来的也并非是天父、天兄、 天王 的三元结构,而是天父、天兄的二元结构。
在这一阶段里,天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那个人是萧朝贵。
在萧朝贵时代,凡上帝会人事变动、洪秀全行踪、洪秀全家属安置、会众思想教育、汇众奖惩、军师人选、私人生活、扯旗造反与称王时间、中枢决策、金田团营等等一切事务,都决于天兄(萧朝贵)。
洪秀全、后来回来的冯云山只能俯首听命,杨秀清则处于配角地位,天父传言也被日趋边缘化,萧朝贵基本控制了上帝会的中枢决策系统。
萧朝贵的武器是天兄圣旨,他将神的指示传达给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杨秀清,形成中枢决策,同时又扶植金田大本营的核心力量——韦昌辉,直接管理和领导基地组织的各项工作。
他既主导中枢决策,又直接负责向地方执行系统下达决策命令,可谓 大权独揽 。
有天父张虎皮的杨秀清在教内也可以通过天父圣旨传达指示,但萧朝贵早早握住了金田团营,使得杨秀清的“天父”被边缘化,他能够与神沟通的空间也日益缩减。
虽然萧朝贵一家独大,但这一时期萧朝贵还是有着清晰的大局观。在他的精心策划下,与杨秀清的矛盾得以暂时缓解,与洪秀全、冯云山的权力再分配的摩擦也能进行搁置。一切以金田团营为核心,策划扯旗造反。
然而,造反之后没多久,萧朝贵就迎来了他的政治危机,且直接断送了他 苦心经营 的中枢决策人的政治生涯。
咸丰 元年(1851)十月十八日,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,萧朝贵身受重伤,丧失了参与政治军事活动的能力。
他的重伤(甚至有生命危险),也给天国中枢决策带来了莫大危机。
为名誉政治领袖的洪秀全只是个多年落第的穷 秀才 ,在军事上毫无天分与经验,面对造反迫切需要解决的清廷围剿的现实问题,他不得不倚仗雷厉风行、办事干练且具有天父代言人这一神秘崇高身份的杨秀清。
十月二十五日,永安封王,天王授予东王节制诸王的全权,自此之后,除了杨秀清和重伤的萧朝贵,其他诸王都不具备总揽全局、指挥全军的实力及宗教身份。
杨秀清一步步追赶萧朝贵,最终达到了与他 平起平坐 的地位。
这也宣告着,萧朝贵时代的终结。
杨秀清时代(1851-1856)
永安封王使杨秀清在政治上一家独大,他通过天父的意志限制洪秀全的宗教权力,排挤洪秀全世俗权力空间,继而以政治(左辅正军师)和宗教(天父代言人)的双重权力身份,统领西、南、北、翼各王及文武百官,管理天国军民。
可这时候,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宗教权力系统中的作用尚存,虽然“代言”的逐渐被边缘化;同时,作为上下都认可的、拜上帝教实际创建者南王冯云山,他的贡献和资历也不能被抹杀。
因此,萧朝贵在宗教权力中对杨秀清起到牵制作用,而冯云山则凭借资历和功劳对诸王在世俗权力上起调节作用。
但这种牵制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,冯、萧两人先后战死,带来了既有权力格局中大片的真空。
在这权力重新划分的关键时刻,洪秀全居然对世俗权力系统的再建采取沉默的应对方式,(或许是沉迷于奢侈享受,不想具体管理事务、又或者是出于对实权东王的忍让,总而言之,这是他的一大失误。
洪秀全沉默以对,东王自然能顺利接管萧朝贵、冯云山的权力。同时,他也展开了对其他诸王的打压,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、胡以晃等中央实力派,皆被排挤于权力核心之外。
北王韦昌辉此时在位次上居于第三,同时又具有后护又副军事的身份,按理来说,他具有进一步拓展权力空间的可能。
但遗憾的是,他此其的大佬是萧朝贵,身上被打上了浓郁的“天兄”派系烙印。
在东王杨秀清全面接管天国权力的情况下,实力位阶仅次于自己,却又不是自己人的韦昌辉,便是他首要打压对象。
杨秀清对韦昌辉的打压,从政治地位的打击到人格尊严践踏,可以说肆无忌惮。也正是杨秀清这样毫无底线的行为,使得如履薄冰的韦昌辉恶向胆边生,最终酿成了 天京事变 ,血染东王府。
东王时代的天国,洪秀全完成成了摆设,在对外的政治信息传达中,也只强调东王的存在,而没有天王,重要奏章如果没有杨秀清用印,洪秀全都看不到,韦昌辉想要见单独洪秀全基本不可能。
后天国时代(1857-1864)
天京事变后,首义诸王或死或走,发起事变的韦昌辉最后也死了,天父、天兄神话体系完全破灭,天王洪秀全得以乾纲独断。
洪秀全终于不用受制于天父、天兄,可以直接或通过亲手提拔中央权贵向地方实权将领下达王命,操纵政治机器。
没有军功资本的洪仁、蒙得恩得以跻身中央,抵制掌握重兵的地方实权李秀成、 李世贤 等实力派干将。
但天京事变对天国的打击甚大,动摇了中央威信,加上洪秀全任人唯亲,把自己的哥哥家族成员提拔为决策者,而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能力,在地方也无甚实权。
造成的结果就是,中枢决策系统和地方执行系统之间形成了壁垒,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系统,在天国内部,出现了以陈玉成为首的安庆-皖西派系、以李秀成为首的江南派系两大山头。
这两大派系或因洪秀全的“挑拨离间”,或因各自的利益,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立,后期几次重要的进军失败,都因两大派系不合所导致,甚至陈玉成安庆失守,最后身死,都因与李秀成的嫌隙所致,后坐观成败而补救,最终使得天国半壁江山沦陷,湘军直逼天京城下。
陈玉成死后 ,李秀成一家独大,为了制约李秀成,洪秀全开始大搞封建诸侯的把戏,大肆在天国内封王,小到一个县都能出几个王。
滥封王爵的后果是地方将领纷纷纳入地方决策系统,干预地方决策的形成,李秀成对各级将领的统属地位遭到严重动摇,地方决策的输出与支持陷入瘫痪。
中央调不动地方,地方实权派又各自为政,这才让 曾国藩 孤军深入,仅仅5万人便攻克天京,宣告了天国的覆灭。
最终毁灭天国的,便就是这从一开始就“奇葩”发育的权力构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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